红灯记
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当代戏剧史上占据显赫地位[1]。1965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2]。该剧后被列入“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首[3]。至1965年夏季，全国出现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一代年轻人由此开始接触京剧[4]；剧中唱段涉及李玉和等角色[5]。
基本信息
| 项目 | 内容 |
|---|---|
| 剧名 | 现代京剧《红灯记》，革命现代京剧[6]。 |
| 别名 | 《红灯记》前身是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作者为沈默君、罗静[7]；电影文学剧本最早名《革命自有后来人》，作者沈默君[8]。 |
| 题材类别 | 革命现代京剧，表现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9]。 |
| 编剧与整理 | 中国京剧院演出本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编剧阿甲、翁偶虹，导演阿甲[10]。 |
| 首演时间与首演者 |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11]；中国京剧院演出，李少春饰李玉和、杜近芳饰李铁梅、袁世海饰鸠山[12]。 |
| 主要行当 | 演员突破行当分工，有时在某一行当唱腔基础上融入其他行当唱腔[13]。 |
| 声腔与板式 | 唱段有七字、八字等分类，如“仇恨入心要发芽”属七字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属八字唱段[14][15]。 |
一、剧情梗概
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故事，最初见于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16] 中国京剧院又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阿甲、翁偶虹，导演为阿甲。[17] 剧作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依托，围绕李玉和一家三代的命运展开，写他们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18] 全剧着力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19] 它把坚持阶级斗争、永不变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题思想贯注于人物行动与唱念之中。[20] 剧中主要英雄人物是李玉和，他被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典型。[21] 这一形象的确立，使全剧的冲突、情感和音乐有了中心。
沪剧演出中，袁滨忠、韩玉敏和凌爱珍分别扮演李玉和、李铁梅和李奶奶。 袁滨忠的表演粗犷英武，活脱脱一个中年铁路工人的形象。[22] 反面人物鸠山和王警尉则由凌大可和吴乐声扮演。[23] 京剧舞台上，另有云燕铭、梁一鸣、赵鸣华分别饰演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的演出记录。[24] 不同剧种对同一题材的搬演，使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三个人物在不同舞台语汇中反复出现，形成三代人并肩斗争的基本格局。
李奶奶在剧中承担“痛说革命家史”的重任，她的长段念白慷慨陈述革命家史，是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26] 她唱“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把革命家史与斗争意志传给下一代。[27] 李铁梅则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光辉照儿永向前”“仇恨入心要发芽”等唱段。[28][29][30] 这些唱段均以李铁梅为演唱人物。李玉和的唱段包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雄心壮志冲云天”等。[31][32][33] 它们共同服务于李玉和英雄形象的塑造。
剧情还有“粥棚脱险”“刑场斗争”等场次；修改过程中，“粥棚脱险”一场得到恢复，“刑场斗争”一场则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35] 这一处理使主要英雄人物更加突出，李玉和形象在加工琢磨后更加鲜明，剧情篇幅虽有减短，但英雄形象得到强化。[36] 李奶奶与李铁梅演唱“血债还要血来偿、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把阶级仇恨与斗争决心推向高潮。[37] 李铁梅还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回应家史教育与革命责任。[38] 这些唱段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出现“到处都能听见‘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的传唱景象。[39] 全剧被称为一曲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颂歌。[40]
在突出李玉和的同时，全剧进一步突出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党的无比热爱，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比忠诚。[42] 反面人物一定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对反面人物的刻划要着重揭露其政治上的反动实质。[43] 因此，鸠山、王警尉等形象在剧情中承担着反衬作用，使李玉和的革命气节与斗争意志更为鲜明。在各类京剧唱腔选本中，《红灯记》的唱段分布十分集中。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李奶奶的“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血债还要血来偿”等，均被反复收录。[44][45][46] 其中“雄心壮志冲云天”也作为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代表性唱段出现。[47] 另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等唱段亦选自现代京剧《红灯记》。[48] 这些唱段连同“痛说革命家史”“刑场斗争”等场面，共同构成《红灯记》剧情传播中最具辨识度的部分。
二、艺术特色
《红灯记》以京剧形式表现现代革命内容，其艺术处理被概括为“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全剧着力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突出坚持阶级斗争、永不变色、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题思想。导演的任务被理解为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在演出中强调和深化作品的思想性，处理主题、剧情和人物。这种追求使《红灯记》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并最为耀眼夺目。广播电台也开始转播、教唱该戏的唱段，学演、评论《红灯记》的热潮随之出现。从剧场效果看，上海连演四十二场，观众达十一万五千人次，打破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黄佐临撰文盛赞京剧《红灯记》达到“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在剧本改编与舞台锤炼上，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编剧为阿甲、翁偶虹，导演为阿甲，沪剧本又取材于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修改过程中恢复了“粥棚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剧组在保留电影剧本和沪剧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手段的优势。它还把传统老戏中蹉步等步法身段引进、运用到表演中来，将《铁笼山》等身段化入现代人物。1964年8月，剧组人员专程到上海观摩爱华沪剧团《红灯记》演出[50]。1965年春，中国京剧院来上海演出京剧《红灯记》，沪剧和京剧两个《红灯记》剧组再次互相观摩、互相交流[51]。这些往复打磨，使这部现代戏既被认为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形式有所改变而保留京剧特色[52]。
唱、念、做、表的创造是《红灯记》艺术特色的重要方面。“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以传统艺术手法发挥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唱、念、做、表，创造了崭新风格[53]。传统剧目说家史多先叙故事、后表姓名，《红灯记》则开门见山，先表姓名，后叙故事，这一处理由内容决定[54]。李奶奶慷慨陈述革命家史的长段念白，被视为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55]。其特点是层层展开、步步深入，丰富多采、声情并茂，音乐念白完美结合[56]。音乐唱腔方面，该剧被认为具有新的生命力，演员还突破行当分工，有时在某一行当唱腔基础上再融入其他行当的唱腔[57]。剧中唱段被曲谱选录，如李玉和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等[58]；李铁梅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等也见于唱段目录[59]。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60]。
在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上，该剧坚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反面人物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对其刻划着重揭露政治上的反动实质[61]。1970年5月演出本进一步体现了这一原则[62]。李玉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典型，其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优秀品质得到突出[63]。为达此效果，全剧篇幅虽然减短，李玉和的形象却更加突出[64]。原改编本曾把李玉和丑化成满脸络腮胡子的酒徒和心惊胆颤的懦夫，把鸠山写得风流儒雅、威风十足[65]。《红灯记》以革命的实践粉碎了这些谬论，鲜明地树起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66]。
《抗战歌曲集 附朗诵词》把“仇恨入心要发芽”编入七字唱段[67]。“血债还要血来偿”同样被列入七字唱段[68]。“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被列入八字唱段[69]。“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被列入十字唱段[70]。“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被列入十三字唱段[71]。
三、唱腔与音乐
京剧《红灯记》的唱腔围绕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等人物展开，李玉和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雄心壮志冲云天”等唱段。李铁梅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李奶奶有“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等唱段。这些唱段在唱本中又按词格归类，“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还要血来偿”等被列为七字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被列入八字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列为十字唱段，“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列为十三字唱段。这样的编目既见人物分行，也见唱词字格与板腔安排之间的联系。
《红灯记》的唱段进入多种器乐与唱腔教材。京胡伴奏乐谱收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等李玉和唱段。二胡演奏曲调集收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等。戏曲唱腔精选收录“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浑身是胆雄纠纠”等。京剧名段荟萃也列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沪剧唱腔选本还收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并标注其选自《红灯记》李铁梅唱段。这些编选说明主要唱段已形成跨剧种、跨乐器的传播形态。
[72]
《红灯记》唱腔还通过新的伴奏形式得到扩展。钢琴伴唱《红灯记》在1972年由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拍摄，对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国庆期间又出现交响音乐伴奏京剧《红灯记》这一新品种。1970年5月演出本发表在《红旗》第5期，使唱腔文本更趋固定[73]。在修订中，音乐组力量得到充实，羊鸣、戴宏威、张建民等参与其中[74]。这些实践使京剧唱腔与钢琴、交响音乐发生结合，也让主要唱段获得更广的传播渠道。
《红灯记》在念白与唱腔的结合上也有新探索。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长段念白，被视为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75]。其特点包括层层展开、步步深入，丰富多采、声情并茂，音乐念白、完美结合[76]。评论还谈到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表演艺术和音乐唱腔的革新[77]。演员表演则突破了行当分工，有时在某一行当唱腔基础上，再融入其他行当的唱腔[78]。这使人物声腔不再受旧有行当的单一限制，而能围绕英雄形象重新配置。
唱腔改革的效果还体现在观众的接受与传唱中。广播电台开始转播、教唱该戏的唱段[79]。1965年夏季出现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80]。陶铸观看后认为它“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形式有所改变，但保留了京剧特色[81]。这一评价把音乐听觉、舞台观赏与京剧本体特征联系起来，说明现代戏音乐革新并非简单抛弃传统。相反，它是在新的题材与人物要求下，对京剧声腔资源作重新选择与组合。
《红灯记》在借鉴、消化、融汇、发展传统艺术手段方面取得了成绩，特别是“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以传统艺术手法发挥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唱、念、做、表，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格[82]。其艺术处理经过千锤百炼，体现政治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83]。由此看，唱腔与音乐既以核心唱段塑造人物，也通过念白、伴奏、行当融合和多种演出形式不断展开，构成现代京剧音乐改革的重要成果。
四、代表流派与演员
《红灯记》的京剧形态与中国京剧院的改编工作紧密相连，该院是最早根据沪剧本子改编成京剧演出的院团。1965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中国京剧院演出本后来明确为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编剧为阿甲、翁偶虹，导演为阿甲。在早期排演阵容中，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同一材料中还记有袁世海扮演鸠山，显示中国京剧院版在主要角色上汇集了不同风格的京剧演员[84]。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翁偶虹与阿甲合作改编的京剧《红灯记》被视为京剧反映现代生活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85]。这些改编、导演与演员配置，使《红灯记》成为京剧现代戏创作中阵容完整、影响广泛的剧目。
阿甲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1907年出生，江苏武进人[86]。他从小喜爱戏曲，青少年时习京剧，并参加票房演出[87]。1938年赴延安后，他初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研习美术，1939年参加鲁艺平剧研究班工作[88]。1940年任鲁艺平剧团团长，后任延安平剧院院务委员、研究室主任，并参加过京剧《松花江上》《三打祝家庄》等演出[89]。同题材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1963年由史玉良任导演，由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90]。云燕铭后来享有中国现代京剧的“第一李铁梅”之称[91]。哈尔滨京剧院与中国京剧院的不同阵容，说明同一题材在京剧舞台上曾以不同剧团、不同演员的配置展开竞演。
上海京剧院后来重新排演京剧《红灯记》，由优秀青年演员郭毅饰演李玉和，胡静、毕玺玺分别饰演李奶奶和铁梅[92]。天津著名武生演员张世麟曾来剧组传授技艺，将《铁笼山》等传统老戏中蹉步等步法身段引进、运用到《红灯记》的表演中来[93]。有评论认为，《红灯记》的演员突破了行当的分工，有时又在某一行当唱腔的基础上，再融入其他行当的唱腔[94]。广播电台也开始转播、教唱该戏唱段，到了1965年夏季，出现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95]。在传统戏与现代戏并收的唱腔选本中，李多奎演唱《钓金龟》《打龙袍》等[96]，裘盛戎演唱《铡美案》《盗御马》《赤桑镇》等[97]，叶少兰演唱《吕布与貂蝉》[98]，袁世海演唱《黑旋风李逵》[99]。这些演员与唱段共同构成京剧舞台上传统戏与现代戏相衔接的代表谱系。
《红灯记》在表演上重视“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以传统艺术手法发挥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唱、念、做、表，创造了一种崭新风格[100]。传统剧目里关于说家史的表现手法，都是先叙故事，后表姓名，而《红灯记》则是开门见山，先表姓名，后叙故事，这是由内容决定的[101]。李奶奶慷慨陈述革命家史的长段念白，被认为是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102]。其特点包括层层展开、步步深入，丰富多彩、声情并茂，音乐念白、完美结合[103]。这些表演与念白经验，连同前述演员阵容和唱段传播，共同构成《红灯记》在京剧代表演员与舞台艺术上的重要遗产[104]。
五、经典唱段
《红灯记》的唱段以行当分明、人物对应清晰见长，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各有代表段落进入多种京剧选本。 在《京剧名段100首 附：京胡伴奏乐谱》的现代戏部分，李玉和唱段列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段列有“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中国戏曲唱腔精选》按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分别标目，收有“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浑身是胆雄纠纠”“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二胡演奏 京剧曲调100首》将“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十七年风雨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列入京剧现代剧目唱腔。 《中国京剧名段荟萃》也以唱腔形式收录“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段落。
唱段在选本中还按字格编次，《抗战歌曲集 附朗诵词》的戏曲部分列有七字唱段“仇恨入心要发芽”“血债还要血来偿”“浑身是胆雄纠纠”“雄心壮志冲云天”，八字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十字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十三字唱段“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105] 这种分类把《红灯记》唱段与朗诵词、抗战歌曲并置，显示其在群众歌唱活动中的流传形态。[106] 《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音乐研究》的附录唱腔目录中，李铁梅演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光辉照儿永向前”“仇恨入心要发芽”，李奶奶演唱“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李奶奶与李铁梅又合唱“血债还要血来偿、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107]
钢琴伴唱《红灯记》在1972年由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拍摄，选出了李玉和唱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的“仇恨入心要发芽”等十二段唱腔。[109] 国庆演出中，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与钢琴伴唱《红灯记》同台出现，交响音乐伴奏京剧《红灯记》也在演出之列。[110] 1965年夏季出现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到处都能听见“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111] 一代年轻人由此开始接触京剧，成为京剧观众。[112] 在上海，该剧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113] 陶铸观看后说，《红灯记》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的形式有所改变，但保留了京剧的特色。[114]
“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以传统艺术手法发挥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唱、念、做、表，创造了一种崭新风格。[115] 传统剧目说家史多先叙故事、后表姓名，而《红灯记》开门见山，先表姓名，后叙故事，这是由内容决定的。[116] 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念白层层展开、步步深入，丰富多采，声情并茂，音乐念白完美结合。[117] 上海报刊评论还注意到《红灯记》的音乐唱腔具有新的生命力，演员突破行当分工，在某一行当唱腔基础上融入其他行当唱腔。[118] 《红灯记》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李玉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典型，突出李玉和英雄形象，就要突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优秀品质，展现其精神世界的共产主义光辉。[119] 改编中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使李玉和唱段在经典唱段中占据核心位置。[120]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京剧《红灯记》重新恢复演出。[121]
六、演出纪事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该剧赴广州演出，接着移师上海，皆引起巨大轰动[122]。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公演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打破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123]。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撰文，盛赞京剧《红灯记》达到了“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124]。同年秋天，京剧《红灯记》再度到上海演出，并进一步与爱华沪剧团交流剧艺[125]。
在改编与演出过程中，中国京剧院与上海爱华沪剧团互动频繁。1964年8月，剧组人员专程到上海观摩爱华沪剧团《红灯记》演出[126]。1964年11月，爱华沪剧团派出代表去北京观摩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演出，在观看演出休息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27]。1965年春，中国京剧院来上海演出京剧《红灯记》，沪剧和京剧两个《红灯记》剧组再一次互相观摩，互相交流[128]。1964年8月初，阿甲等专程到上海，观看爱华沪剧团在长江剧场内部专场演出的沪剧《红灯记》[129]。上海剧协还召开了南北《红灯记》艺术交流会，随后爱华沪剧团也组织观摩小组到北京取经[130]。
1970年5月1日，京剧《红灯记》定稿，演出本同时发表于该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131]。同年5月，革命“样板戏”《红灯记》（1970年5月演出本）发表在《红旗》第5期上[132]。1968年冬，京剧《红灯记》被列入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样板戏”，由浩亮负责这项工作[133]。1971年1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134]。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135]。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136]。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137]。2004年9月，为庆祝建国55周年，上海沪剧院再次上演沪剧《红灯记》[138]。钱思剑、茅善玉和马莉莉分别扮演李玉和、李铁梅和李奶奶[139]。云南的白剧、傣剧、赞哈剧都移植演出了《红灯记》[140]。新疆移植演出了维吾尔剧《红灯记》，参加1975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艺调演[141]。这些移植与重演，从另一侧面见证了《红灯记》在戏曲舞台上的持久影响。
七、音像与文献
《红灯记》的声腔传播与文本刊行，首先见于剧本与演出本的发表。1965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1970年5月1日，京剧《红灯记》定稿，演出本同时发表于该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142]。革命“样板戏”《红灯记》（1970年5月演出本）亦发表在《红旗》第5期上[143]。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还发表《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塑造李玉和英雄形象的体会》[144]。1968年国庆期间，首都演出的革命样板戏包括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并有钢琴伴唱《红灯记》与交响音乐伴奏京剧《红灯记》[145]。
电影与音像制品构成《红灯记》传播的重要一翼。1971年1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146]。1968年，香港左派阵营的“新联”影业公司根据国内京剧样板戏剧本，由黄雄导演，丁亮、王小燕、江涛、吕锡贵联合主演，在香港公开放映粤语黑白艺术片《红灯记》[147]。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选出了李玉和唱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的“仇恨入心要发芽”等十二段唱腔[148]。到了1965年的夏季，出现了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149]。
唱腔乐谱与曲集文献亦十分丰富。《京剧名段100首 附：京胡伴奏乐谱》在现代戏部分收录《红灯记》李玉和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雄心壮志冲云天”，以及铁梅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李奶奶唱段“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血债还要血来偿”[150]。《二胡演奏 京剧曲调100首》收录“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十七年风雨狂”“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151]。《中国戏曲唱腔精选》收录“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浑身是胆雄纠纠”“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152]。《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音乐研究》附录唱腔目录列有《红灯记》“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李铁梅演唱”“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李铁梅演唱”“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李奶奶演唱”“血债还要血来偿、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李奶奶、李铁梅演唱”“光辉照儿永向前——李铁梅演唱”“仇恨入心要发芽——李铁梅演唱”[153]。《抗战歌曲集 附朗诵词》也收入戏曲唱段“仇恨入心要发芽选自现代京剧《红灯记》”[154]。《马莉莉沪剧唱腔精选》目录中列有“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选自《红灯记》李铁梅唱段）京剧《红灯记》词汪建平曲马莉莉唱”[155]。
研究性文献围绕《红灯记》的导演、表演、念白与音乐展开。焦菊隐在《〈红灯记〉导演的艺术》中认为，《红灯记》以崭新的但又是京剧的形式，表现了气势磅礴的革命内容[156]。《革命样板戏评论集》指出，《红灯记》以革命的实践粉碎了这些谬论，鲜明地树起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157]。有文章认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慷慨陈述革命家史的长段念白，是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158]。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的文章称，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是在毛主席《讲话》的光辉照耀下产生的[159]。在地方剧种中，云南的白剧、傣剧、赞哈剧都移植演出了《红灯记》[160]。
八、影响与评价
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当代戏剧史上占据着显赫地位，它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161]。在这个有大批优秀剧目的大会上，《红灯记》最为耀眼夺目[162]。《红灯记》后来风靡了海内外，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剧[163]。更由于以后这出现代京剧被列入在“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首[164]。这些事实使它在京剧现代戏的历史叙述中具有标志性位置。
《红灯记》的传播范围十分惊人。到了1965年的夏季，出现了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165]。它在上海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166]。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撰文，盛赞京剧《红灯记》达到了“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167]。在广州，它先后在东风剧场和拥有5000个座位的中山纪念堂公演，天天座无虚席[168]。这些演出和传唱共同说明，《红灯记》在观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艺术上，《红灯记》也获得多方面好评。焦菊隐认为，《红灯记》以崭新的但又是京剧的形式，表现了气势磅礴的革命内容[169]。翁偶虹评价它歌颂了三代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给人以激励和鼓舞[170]。其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长段念白，被看作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171]。《红灯记》的演员突破了行当的分工，有时又在某一行当唱腔的基础上，再融入其他行当的唱腔[172]。陶铸观看后也说，现在大家看了《红灯记》，都说是地道的京剧，又好听，又好看，对原来的形式有所改变，但是保留了京剧的特色[173]。这些评价共同指向它在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之间的平衡。
《红灯记》的影响还通过出版、电影和跨剧种移植不断扩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1970年5月演出本）发表在《红旗》第5期上[174]。1971年1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175]。少数民族戏曲中也出现移植演出，如新疆移植演出了维吾尔剧《红灯记》，参加1975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艺调演[176]。云南的白剧、傣剧、赞哈剧都移植演出了《红灯记》[177]。这种跨地域、跨剧种的传播，使《红灯记》的故事和唱段在更广阔的戏曲生态中留下痕迹。
对《红灯记》的评价并非始终单一。江青一伙把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定为样板戏以后，昆曲《红灯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便绝迹于舞台[178]。沪剧《红灯记》也曾遭遇压力，被要求向京剧《红灯记》靠拢，甚至要爱华沪剧团在演出广告和说明书上注明[179]。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180]。对《红灯记》等作品以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也逐渐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181]。2004年9月为庆祝建国55周年，上海沪剧院再次上演沪剧《红灯记》[182]。1987年发表的文章指出，《红灯记》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由艺术家们通力合作所产生的心血结晶，其中编导阿甲同志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另有评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反面人物一定要陪衬主要英雄人物[183]。这些不同阶段的言说，显示《红灯记》在当代戏曲记忆中仍具有持续的讨论价值。
九、源流与改编
京剧《红灯记》的源流可追溯到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其作者为沈默君、罗静，沈默君是著名电影编剧，笔名迟雨，原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这一电影文学剧本在1961年就发表了，最早的名字是《革命自有后来人》，作者沈默君曾经是电影剧本《渡江侦察记》的创作者，还是《南征北战》的编剧之一。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于彦夫，主要演员有赵联、车毅、齐桂荣等。从电影文学剧本到电影故事片，《红灯记》的远源在银幕上先获得传播，随后才进入戏曲改编的轨道。沪剧是京剧《红灯记》最直接的蓝本，1963年2月22日江青在上海红都剧场观看沪剧《红灯记》后认为“这个戏不错”，随后将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1963年9、10月间，林默涵又把中国京剧院著名导演阿甲找到办公室，拿出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的《红灯记》剧本，说这是江青从上海拿来的，她建议改编成京剧。这样，上海爱华沪剧团的改编本成为京剧创作的重要依据。
中国京剧院是最早根据沪剧本子改编成京剧演出的。1964年8月，剧组人员专程到上海观摩爱华沪剧团《红灯记》演出[184]。当时正在演出京剧《自有后来人》的哈尔滨京剧院编导和主要演员也来沪观看，后来由剧协出面召开南北《红灯记》艺术交流座谈会，爱华沪剧团介绍了创作演出的体会；1964年11月，爱华沪剧团派出代表去北京观摩中国京剧院《红灯记》演出，在观看演出休息时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毛主席称赞说：“你们小剧团能搞出这么个戏是不容易的”；1965年春，中国京剧院来上海演出京剧《红灯记》，沪剧和京剧两个《红灯记》剧组再次互相观摩、互相交流[185]。现代京剧剧本《红灯记》于1965年初由北京《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署名翁偶虹、阿甲，系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186]。这一发表标志着京剧改编本在剧本层面正式定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编剧阿甲、翁偶虹，导演阿甲；沪剧本则取材于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187]。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的还有昆曲《红灯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两出京剧都参加了1964年全国京剧观摩演出大会，因为剧团不同、演员不同、剧本不同、导演舞台处理不同，同一题材的两出京剧各具特色；江青一伙把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定为样板戏以后，昆曲《红灯记》、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便绝迹于舞台[188]。
京剧舞台上的早期实践也呈现出多个版本。1963年阿甲参与排演的《红灯记》，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杜近芳扮演李铁梅[189]。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1963年由史玉良任导演，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扮演李铁梅，梁一鸣扮演李玉和，赵鸣华扮演李奶奶；云燕铭因为首次在京剧舞台上扮演李铁梅，更由于以后这出现代京剧被列入“文革”期间江青亲自抓的“八个样板戏”之首，故论资排辈享有中国现代京剧的“第一李铁梅”之称[190]。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红灯记》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最为耀眼夺目[191]。在修改加工过程中，中国京剧院广泛听取意见。1964年8月初，阿甲等专程到上海，观看爱华沪剧团在长江剧场内部专场演出的沪剧《红灯记》[192]。在周恩来关怀下，在林默涵具体领导下，中国京剧院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红灯记》反复修改加工，然后在北京正式公演[193]。修改中恢复了“粥棚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194]。改编在保留电影剧本和沪剧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手段的优势，使这部戏更显精彩[195]。
到了1965年的夏季，出现了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广播电台也开始转播、教唱该戏唱段，一代年轻人就是从此开始接触京剧，成为京剧观众[196]。在上海，它于人民大舞台公演时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197]。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撰文，盛赞京剧《红灯记》达到了“政治和艺术的完美结合”[198]。同年秋天，京剧《红灯记》再度到上海演出，并进一步与爱华沪剧团交流剧艺，广泛听取文艺界人士的意见，以便进一步加工提高[199]。1968年冬，京剧《红灯记》被列入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样板戏”，由浩亮负责这项工作；因原编剧、导演翁偶虹、阿甲等关进牛棚，改由骆洪年担任修改任务，又从广州军区借调诗人张永枚润色唱词，请羊鸣、戴宏威、张建民充实音乐组力量，导演由骆洪年、曹韵清、郭自勤担任[200]。1970年5月1日，京剧《红灯记》定稿，演出本同时发表于该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201]。
1971年1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202]。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选出了李玉和唱的“雄心壮志冲云天”、李铁梅唱的“仇恨入心要发芽”等十二段唱腔[203]。“文革”结束后，《红灯记》的源流与改编史逐渐获得重新评价。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对《红灯记》等作品以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也逐渐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204]。2004年9月为庆祝建国55周年，上海沪剧院再次上演沪剧《红灯记》，钱思剑、茅善玉和马莉莉分别扮演李玉和、李铁梅和李奶奶，红色经典重现沪剧舞台[205]。上海京剧院也重新排演京剧《红灯记》，由优秀青年演员郭毅饰演李玉和，胡静、毕玺玺分别饰演李奶奶和铁梅[206]。
十、演出与传承
京剧《红灯记》的舞台生命，起于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的改编。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本改编，编剧为阿甲、翁偶虹，导演阿甲；沪剧本则取材于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1964年，该剧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作为首轮演出剧目推出，并在大批优秀剧目中最为耀眼夺目。3月初移师上海，在人民大舞台公演，连演42场，观众多达11万5千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立以来单个月上演票房的最高记录。到1965年夏季，出现了全国流传、万巷传唱《红灯记》唱段的现象，一代年轻人就是从此开始接触京剧，成为京剧观众的。
这一成绩伴随南北艺术交流。1964年8月初，阿甲等专程到上海，观看爱华沪剧团在长江剧场内部专场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同年11月，爱华沪剧团派出代表去北京观摩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演出，在观看演出休息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65年春，中国京剧院来上海演出京剧《红灯记》，沪剧和京剧两个《红灯记》剧组再一次互相观摩、互相交流[207]。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林默涵的具体领导下，中国京剧院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修改加工[208]。修改中恢复了“粥棚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209]。1970年5月1日，京剧《红灯记》定稿，演出本同时发表于该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210]。
表演与音乐上的革新，也成为传承的重要内容。上海报刊曾指出，《红灯记》的演员突破了行当的分工，有时又在某一行当唱腔的基础上，再融入其他行当的唱腔[211]。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念白，被评论者视为京剧念白艺术革命的成功范例，具有层层展开、步步深入，丰富多采、声情并茂，音乐念白、完美结合等特点[212]。“痛说革命家史”一场，以传统艺术手法发挥李奶奶和李铁梅的唱、念、做、表，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风格[213]。这些唱段也进入曲谱与教材，京胡伴奏乐谱收录《红灯记》李玉和、铁梅、李奶奶唱段，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纠纠》等[214]。唱段因之得以在课堂、票房和器乐演奏中延续。
影视与现代传媒的介入，扩大了《红灯记》的传播范围。1968年冬，京剧《红灯记》被列入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样板戏”，由浩亮负责这项工作[215]。1971年1月，由著名电影导演成荫执导的现代京剧彩色舞台艺术片《红灯记》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216]。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又拍摄了根据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著名唱腔进行“花样翻新”的钢琴伴唱《红灯记》[217]。这些影像与录音使《红灯记》的经典唱段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渠道。
进入新时期后，《红灯记》的演出与传承出现恢复与多元面貌。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218]。上海京剧院重新排演京剧《红灯记》，由优秀青年演员郭毅饰演李玉和，胡静、毕玺玺分别饰演李奶奶和铁梅[219]。2004年9月，为庆祝建国55周年，上海沪剧院再次上演沪剧《红灯记》[220]。在少数民族戏曲中，云南的白剧、傣剧、赞哈剧都移植演出了《红灯记》[221]。这些演出使《红灯记》跨越剧种与地域，成为现代戏传承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尽管“四人帮”曾对以《红灯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京剧现代戏进行歪曲篡改，但《红灯记》的历史功绩不能抹杀，京剧艺术要跟着时代前进，这个方向也不能动摇[222]。
【资料来源】 本文书证取自中国戏曲学院知识库（图书库）切片，逐条见正文角标。文中图片与音视频凡 6 件，其来源与件况亦逐条见对应角标。
【参考文献】
- 《“样板戏” 编年与史实》
- 《两岸盛典 四地弦歌：第五届华文戏剧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中国京剧名段荟萃》
-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戏曲》
- 《中国戏曲唱腔精选》
- 《中国艺术 （上册）》
- 《二胡演奏 京剧曲调100首》
- 《京剧名段100首 附：京胡伴奏乐谱》
- 《戏曲群星 （第三集）》
- 《抗战歌曲集 附朗诵词》
- 《沪剧》
- 《海派戏剧研究的时代印记 沈鸿鑫戏剧论集》
- 《焦菊隐文集 三 理论》
- 《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音乐研究》
- 《革命样板戏 1960年代的红色歌剧》
- 《革命样板戏评论集》
- 《革命现代京剧 《红灯记》主要唱段学习札记》
- 《马莉莉沪剧唱腔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