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_保护情况 · 15.3

保护措施

京剧 · 非遗约 11585 字来源：见文末 资料来源

保护情况_15.3_保护措施

京剧保护在剧目、资料、传承人、数字化与演出普及等层面展开。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其后又改设为戏曲研究院，就戏曲上的诸多问题作长期的系统研究[1]。戏曲剧目审订强调既反对单纯行政命令禁演，也反对放任自流[2]。1950—1952年间中央明令禁演26出传统剧目，禁戏问题此后几经反复[3]。1957年第二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交流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经验，提出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4]。1986年批复开放已修改的《活捉》，并允许《乌盆计》《探阴山》恢复上演[5]。

艺术资料抢救性记录以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为代表，该工程由中宣部指导、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实施[6]。工程选取当代京剧名家及其代表性剧目，先舞台取像、再录音室录音、演员给自己音配像，反复加工提高[7]。2016年文化部组建专家指导委员会并制定工程标准[8]。按遴选机制产生首批名单，演员102名、剧目127部[9]。到2018年经验交流会时，该工程已录制130余部优秀传统京剧剧目，并在中央电视台陆续播出[10]。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自2013年试点、2015年全面启动，至2021年中央财政支持约1600名传承人[11]。

戏曲进校园方面，2017年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印发《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12]。文旅部还推动《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等文件[13]。院校将戏曲纳入大中小学课程和美育教材，补充中小学戏曲教育师资[14]。人才培养方面实施“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等，并开展全国京剧武戏人才培养[15]。数字化保护亦有实践，2022年北京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创设戏曲“数字博物馆”巡展[16]。数字博物馆发挥资源丰富、图文并茂、传播便捷、交互体验丰富等优势展示戏曲[17]。2005年后非遗保护制度与文化遗产日设立，为京剧保护提供制度背景[18]。

一、剧目挖掘与整理改编

京剧传统剧目异常丰富，据说有几千出，仅初步整理出来的就有八百多出，经常演出的有四、五百出，大量剧目尚未整理[19]。京剧艺术重口授身教，许多戏没有完整本子；有些戏虽有本子，若没有演员通过师带徒传下去，也有失传危险[20][21]。因此，挖掘传统剧目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找剧本，更要把场上表演一并记录、传承。

1951年5月，《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革和发展民间戏曲“应广泛搜集、记录、刊行地方戏、民间小戏的新旧剧本，以供研究改进”[22]。文化部先后于1956年6月、1957年4召开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专题会议，部署、指导各地传统剧目的抢救、搜集工作[23]。1957年4月10日至24日，文化部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交流各地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与扩大丰富上演剧目的经验，要求“大胆放手开放戏曲剧目”，并对传统剧目采取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的办法[24][25]。1961年9月，文化部下达《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要加强对艺人的口述记录[26]。这些部署使大量口述剧本被记录整理成文字剧本，粗略统计，以剧目汇编、丛刊、选集等名义整理出版的集子超过40种[27]。

在京剧领域，整理出版有具体项目支撑。1957年到1964年，《京剧汇编》共出106集[28]；“文化大革命”中京剧传统剧目散失殆尽，后由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广泛搜集资料，选择优秀京剧剧目继续编辑出版[29]。戏改期间，整理的剧本有《京剧丛刊》《评剧从刊》等[30]。1963年，北京市文化局专门成立戏曲剧目工作室，意在统一研究、制订整理改编和创作剧目的计划；同时，文化部指派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的13人组成“京剧传统剧目整理改编工作组”，专门负责鉴定、整理与改编传统剧目的工作[31][32]。该工作室和工作组对北京市区域内历年经常演出的500出左右京剧剧目做了全面梳理，将这些剧目分为四类，其中解放后创作、改编、移植的100出，需要审定、整理的有260余出，问题较大、需要大改的约50余出[33][34]。院团层面，天津京剧院在完成“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工程”录制后，表示将深入巩固“像音像”成果，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挖掘恢复优秀传统剧目，推出新编精品剧目[35]。不过，传统剧目挖掘也面临风险：一些只有个别年事已高的老艺人能记忆或表演的珍贵剧目或表演手段，因疏忽而失传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区对已记录下来的剧本、资料缺乏妥善保管办法，辛勤记录的珍贵资料常有散乱、丢失和毁坏[36][37]。

二、京剧艺术资料的抢救性保存

京剧艺术资料的抢救性保存，早期集中体现为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所谓音配像，就是搜集著名老艺术家当年演唱的录音，组织他们的亲传弟子或后代，在曾参加过或观看过他们演出的老艺术家具体指导下，为录音配上图像[38]。工程由李瑞环创意策划，1985年提出，经试验、研究和探索，于1994年下半年正式启动[39]。1985年开始初期试录，共录制7出戏，包括裘盛戎、李多奎、杨宝森、李少春、叶盛兰等主演的剧目[40]。初期步骤是先搜集前辈艺术家的录音资料，再按录音中演员的流派，从相关传人中选择最佳人选担当配像演员[41]。到1988年为止，共录制大小7个剧目，总长度达6个小时[42]。

录音处理十分细致：原声资料需搜集、整理、编辑，并经特殊设备转录、调音台调整和剪接处理[43]。不完整的锣鼓还要“补”，原因或为年代久远、磁粉脱落，或为电台适应节目时长而剪削[44]。配像演员则从表演风格、演唱技巧、形体特征、动作节奏乃至心理创作状态上认真学习，反复排练，按录音对口型配像，力求接近老艺术家的流派特色[45]。经电视导演前期、后期制作，最终形成音配像成品出版发行[46]。

工程成果留下多种统计口径。有研究称，最终共录制460出戏，制作VCD光盘443盒、744片，后又出版DVD高清版本[47]；《戏曲艺术教育》记载，从1985年提出、研究、试录，到2002年8月完成任务，17年共录制京剧355部，制作光盘582张，时间总长度达500多个小时[48]。截至2002年4月，有汇报称已搜集整理342部名家名剧的录音，录制312部[49]。这些录音资料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最晚到1994年，几乎覆盖京剧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形成一部立体的京剧史册[50]。配合工程，中国京剧音配像剧本集也编纂成册，形成完整文献资料[51]。《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VCD已发行103集，由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制作，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出版发行[52]。

音配像的核心意义在于抢救。京剧人际传承出现断层，音配像工程以独特方式努力弥补这一裂痕，抢救仅存的文化遗产[53]。它使数百出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京剧剧目得以重现，收集、整理并用活珍贵录音资料[54]。后学因此有了学习、观摩的参考教材，配像演员也得到了锻炼和展示的机会[55]。有的戏只演过一两场就绝迹于舞台，有的已然濒临失传，借助音配像集中回顾和浏览，有助于审视传统戏在不同时期的舞台风貌[56]。与此同时，学界也提出不同声音：配像演员选择是否恰当，即或最适于某戏的配演者，其还原程度也难免打折扣[57]；某些剧目在配像中存在明显失误，若作为教材、模本传流后世，必须做到绝对权威和准确[58]。尽管如此，“音配像”工程仍开创了戏曲“音配像”形式的先河，为其他剧种“音配像”的制作积累了必要的经验，提供了借鉴[59]。在完成京剧音配像的同时，还录制了《中国评剧音配像精粹》和《北方鼓曲名家音配像选萃》[60]。它被视作近二十余年来最大工程[61]。

三、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

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列入《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国家文化工程。[62]工程由中宣部指导、文化部组织实施，选取当代京剧名家及其代表性剧目，采取先在舞台取像、再在录音室录音、然后演员给自己音配像的方式。[63][64]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反复加工提高，留下最完美的艺术记录，彰显当代京剧艺术家的创造成果和艺术精华，以促进京剧艺术传承发展。[65]相关表述还将其概括为先录像、再录音、再录像，旨在为当代戏曲名家留下最精彩的艺术记录。[66]2016年起，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该工程。[67]工程办公室设在文化部艺术司，“像音像”工程天津基地、北京基地、上海基地负责录制。[68]

工程在实施中形成专家指导与标准遴选机制。2016年7月，文化部组建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专家指导委员会，先后制定《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标准》《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流程标准》《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和院团注意事项》。[69][70]根据工程标准和遴选机制，工程办公室组织专家指导委员会遴选出首批录制名单，演员共计102名，剧目127部。[71]截至2017年7月，已完成录制60余部，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栏目播出50余部，受到社会广泛好评。[72]

“十三五”期间，工程提出按质、按时、按量完成录制350部的任务。[73]文化和旅游部于5月3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经验交流会，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讲话。[74]中央有关部门，有关省区市宣传部、文化厅局、京剧院团和录制基地的代表，以及京剧专家代表参加会议。[75]

工程已录制130余部优秀传统京剧剧目，并在中央电视台陆续播出，产生了良好反响。[76]“十三五”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录制381部经典京剧剧目，高质量留存当代京剧艺术家的代表性剧目和表演艺术。[77]另有统计称，2016年起工程依托中国数字文化集团等5个基地共录制剧目380部，涵盖全国18个省份的29个京剧演出单位（含院团、院校）。[78]在经典传承方面，工程记录当代戏曲名家风采，留存经典剧目范本，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传播效果。[79]“十四五”期间实施的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将录制范围由京剧拓展为其他戏曲剧种，至今已录制100余部优秀戏曲作品。[80]

四、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与剧种普查

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与全国戏曲剧种普查，在时间上前后接续，在目标上共同服务于戏曲艺术的留存与传承。全国戏曲剧种普查于2015至2017年组织开展，摸清了全国现存348个剧种的家底[81]。普查结束后编撰了《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报告》[82]，该报告由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工作办公室编著、东方出版社2020年版[83]。普查成果一方面转化为报告出版，另一方面以数据库形式纳入数字强国建设相关项目规划[84]。2019年起，有关部门推动《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编撰工作，为350个剧种（含木偶剧、皮影戏2种戏剧形态）各撰写1册书[85]，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留存剧种样态[86]。这些基础性工作使剧种谱系、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得到系统积累，也为后续戏曲像音像工程的剧种覆盖与资料参照提供了背景。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87]，文化和旅游部探索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相关数据库[88]。2019年起，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继续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传承传统艺术，记录艺术家风采，留存经典范本[89]。“十四五”期间，该工程将录制范围由京剧拓展为其他戏曲剧种，至今已录制100余部优秀戏曲作品[90]。由此，像音像记录从京剧一隅扩展到更多戏曲剧种，与剧种普查、全集编撰在资料对象上形成接续。

2024—2025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申报工作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4—2025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演员（剧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办艺发〔2024〕90号）推进[91]。经各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申报，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并报中宣部文艺局审定、备案[92]。公示后确定100部录制剧目，名单及相关录制单位予以公布[93]，全部录制工作应于2025年12月前完成[94]。在经典传承方面，政府部门实施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记录当代戏曲名家风采，留存经典剧目范本[95]。该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传播效果[96]。从剧种普查到全集编撰，再到像音像录制，以现代科技手段保存戏曲表演艺术、积累经典范本的路径逐渐清晰。

五、传承人抢救性记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由文化和旅游部于2013年试点[97]，2015年全面启动[98]。截至2021年，中央财政已对全国约160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抢救性记录的财政支持[99]，约占国家级传承人总数（3068名）的52.2%[100]。记录工作的开展方法是资料收集与影像记录并举[101]，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实践、教学的全方位记录[102]。对相关著作、文章、手稿、音像制品等已有文献进行收集，建立传承人专题资源库[103]，并从记录成果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制作成纪录片，进行公共传播[104]。

抢救性记录的紧迫性来自非遗传承的特殊形态。非实物遗产的命运却与其创造者密切相关，因为这类遗产往往靠口传心授[105]。老艺人、传承人是非遗文化产生、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掌握非遗文化的精髓[106]。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接力赛”中处在当代起跑点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107]。因此，记录工作必须与时间赛跑，不能等到绝大多数文化传人年事已高或年龄偏大、多数渐失授徒能力、吸引的年轻人不多时再补救[108]。

在具体手段上，抢救性记录强调真正要讲传统音乐的保存，就必须讲活的传承关系[109]。已有的资料，包括文字记载、乐谱抄本、乐器、仪仗、录音、录像、照片、电视、电影等，可以集中起来供学术界参考[110]。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搜集、整理、研究，然后进行博物馆式的珍藏，另一种是使其重现活着的生命形态，得以保存和延续[111]。对民间艺人要加强采访、登记，对其技艺要用文字、录像等多种方式记录[112]。文化部门还要为传承人建立档案，将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列入人才培养计划之中[113]。

建国后中央多次号召抢救老艺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第一批执行抢救任务的文化人留下了珍贵资料[114]。后来者应像接力赛跑者一样，一代一代地承继下去[115]。记录还要求在进行搜集、整理、编选工作的同时，详尽占有相关的民俗与社会历史材料[116]。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正是在这一延长线上推进：它既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实践、教学的全方位记录[117]，又建立传承人专题资源库，并从记录成果中选取其中一部分制作成纪录片，进行公共传播[118]。对于依靠参与其事的人创造、传播并最终实现价值的戏曲艺术而言，记录成果只有回到传承、教学与公共传播中，才能持续发挥作用[119]。

六、数字化保护

京剧的数字化保护已进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整体布局：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120]，戏曲艺术数字化发展由此获得明确的政策依据。文化和旅游部探索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相关数据库[121]，使京剧等戏曲剧种的保护不再局限于单一项目，而具备跨库关联、系统整合的基础。原文化部于2015年至2017年组织开展全国戏曲剧种普查，其成果一方面转化为《全国戏曲剧种普查报告》出版[122]，另一方面以数据库形式纳入数字强国建设相关项目规划[123]。2019年起，文化和旅游部推动《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编撰工作，为350个剧种（含木偶剧、皮影戏2种戏剧形态）各撰写1册书[124]，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记录、整理和留存戏曲艺术资料[125]。在“十三五”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组织实施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录制381部经典京剧剧目[126]，高质量留存当代京剧艺术家的代表性剧目和表演艺术[127]。“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将录制范围由京剧拓展为其他戏曲剧种[128]，数字化记录从京剧进一步延伸至更广的戏曲谱系。这一系列工作从政策依据、普查数据、全集编撰到像音像录制，构成京剧数字化保护的多环节实践链条。

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各类戏曲节庆和展演展示活动，均采取线上与线下结合、演出与演播并举的方式[129]。这些活动加强数字技术运用，创新数字化传播，发展数字化戏曲消费新场景[130]，使京剧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剧场空间。2021年起，文化和旅游部连续三年支持国家京剧院携手中国移动咪咕，在春节期间将经典京剧IP《龙凤呈祥》搬到线上[131]，成功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国粹“破圈”传播[132]。线上演播与数字化消费新场景由此成为京剧保护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保护也不只是静态存档，而是把经典剧目、演出资源转化为可传播、可消费、可再生的文化内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经验也提示，如果政府不严格监管，很容易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文化内容低俗、发展水平低下的现象并不少见[133]。有些商家仅关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却忽视了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导致文化遗产开发的形式与内涵分离[134]。京剧数字化保护同样需要在开放传播与价值守护之间保持平衡。

七、传统剧目复排

传统剧目复排，是近年京剧舞台上持续出现的重要现象。北京京剧院启动京剧连台本戏《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京剧院一号排练厅举行[135]。该剧先后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新剧目奖，并位列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136]。如今时隔二十六载，北京京剧院正式启动该剧复排工作[137]。院长秦艳表示，《宰相刘罗锅》是剧院的经典之作、荣誉之作[138]；此次复排不是简单重演，而是对经典的致敬、对艺术的传承，也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激活经典生命力的重要实践[139]。剧院还以复排为契机锤炼青年演员、夯实人才梯队，让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精髓与梨园匠心代代相传[140]。

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现场合影
京剧《宰相刘罗锅》复排建组会暨新闻发布会现场合影 [141]

另一例是荀派失传剧目全本《白娘子》的复排首演。北京长安大戏院将迎来一场承载传承厚度与创新活力的戏曲盛宴——荀派失传剧目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142]。该剧由荀派优秀传人王梦婷领衔，特邀陈亭、李星星、曹阳阳、王瀛政、黄柏雪等南北名家联袂同台[143]。在京剧大师荀慧生诞辰125周年之际，其早年创排的经典剧目被搬上舞台，以特有的“柔情化骨、细腻传神”揭开荀派演绎“白蛇传”故事的独特魅力[144]。作为京剧史上首个将《白蛇传》题材演绎为全本的流派[145]，荀慧生的创作打破了当时各流派仅演《金山寺・断桥・雷峰塔》“金断雷”三段的传统[146]。从“游湖”开篇至“倒塔”收尾，构建了情节完整的叙事体系[147]。荀慧生的《白娘子》还将传统对该角色“端庄仙气”的单一塑造，以“柔中带刚、情里藏锋”的表演风格，重塑了白素贞的艺术形象[148]。然而因该剧文武并重、对演员功底要求极高，随着荀慧生晚年精力转向其他创作，该剧逐渐淡出舞台[149]。此次复排中，武戏部分作为亮点，特邀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年金鹏负责武打设计[150]。演员阵容也呈现艺术融合的创新思路，许仙一角突破多由传统小生演绎的模式，由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副团长陈亭以女老生身份演绎[151]。作为京剧、梆子“两门抱”演员，陈亭在剧中全程以京剧唱腔呈现角色[152]；小青则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武旦演员李星星饰演[153]。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三人同台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三人同台 [154]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二人同台，一人撑伞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二人同台，一人撑伞 [155]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开打交锋，后场龙套持水旗列阵
全本《白娘子》复排首演剧照：开打交锋，后场龙套持水旗列阵 [156]

八、传承人保护与院校培养

京剧传承长期依靠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投师学艺与艺学家传是两种基本方式：王瑶卿中年谢绝舞台后以收徒方式培养大批旦行演员[157]，谭鑫培则以家学授受代代相传，后来又出现科班传艺[158]。天津市青年京剧团成立时，把一批有发展潜力的戏校毕业生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强化训练[159]，并请全国各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收徒拜师，张克、王立军、卢松等即拜师学艺，由师父手把手教授[160]。院团办班、集中集训与拜师传艺相互配合，使青年演员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密集训练。

进入院校培养阶段，戏曲院校被视为培养京剧艺术人才最可靠的基地，是孕育京剧艺术明星的摇篮[161]。中国戏曲学院作为戏曲界最高学府，1996年承办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迄今已举办五届，共培养京剧人才150名之多[162]，其学员中如于魁智、张建国、李胜素、孟广禄等，成为当今京剧舞台的中坚力量[163]。“青研班”学员成为当代京剧表演领域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京剧当代传承的核心团队[164]。这一高端培养工程由中宣部主导，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戏曲学院承办[165]，自1996年起已举办六届，涵盖京、昆、评、晋、越、川、赣、豫、黄梅、秦腔、粤、河北梆子等15个剧种[166]，共培养来自全国50余个戏曲院团的229名学员[167]。前五届共培养179名学员，其中79人获中国戏剧“梅花奖”，8人获“二度梅”，1人获“梅花大奖”[168]。举办青研班，被视为培养承前启后、跨世纪振兴京剧艺术人才的战略举措[169]。

青研班的招录与培养具有明确组织性。第六届青研班于2012年第七届CCTV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后，在入围决赛并获得金、银奖的优秀选手中选拔[170]；有关方面把全国各地出色的青年京剧演员抽调到北京，参加研究生班学习深造[171]。培养过程中，学员在戏曲理论与舞台技艺上均得到提高[172]。青研班学员后来多回到各地，成为京剧传承与院团发展的骨干[173]。

在师徒传承规律下，现代学徒制也进入戏曲人才培养试点。学徒制将知识的系统性作为教学内容逻辑主线，并把岗位工作任务融入课程内容[174]；戏曲教育以口传心授为教学主要特征，学校开设戏曲服装穿戴管理班[175]；课堂上组织艺术观摩，并将其作为培养学生专业感情、激励专业学习的动力[176]；每达到一个节点就安排学生实操实习，达到熟练后再进入实践[177]。这类试点把工作与学习相融合，使口传心授的技艺传授与岗位任务训练相衔接，为传承人保护和青年演员梯队建设提供了院校教育的新路径。

九、戏曲进校园与普及传播

戏曲进校园已进入国家文化传承与普及传播的整体部署。2017年7月31日，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178]，提出通过三年试点和实践，到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覆盖[179]。这一部署也折射出戏曲传承的突出问题：剧院中观众上座率低、戏曲观众严重不足，戏曲后继乏人、演员青黄不接[180]。文化和旅游部还推动出台《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181]。中国京剧艺术节、中国昆剧艺术节、中国越剧艺术节、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等展演活动期间，组织中小学和艺术院校学生现场观摩演出[182]。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校建设了1484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其中戏曲传承学校216所，包括京剧、昆曲、评剧、越剧、沪剧、黄梅戏、豫剧、秦腔等58个剧种[183][184]。这些学校从课程建设、社团建设、工作坊建设、科学研究、辐射带动、展示交流等方面开展戏曲研习、推广和传承实践活动，使青少年在课堂与剧场中接触京剧等戏曲形态[185]。

在课程与教材层面，戏曲被纳入大中小学课程和美育教材，高校也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186]。与规范化的“京剧进课堂”不同，“戏曲进校园”应突出灵活、自由的特点[187]。大专院校理应成为“戏曲进校园”的重要阵地，可依托人文学科开设学习、研究课程，成立戏曲研习社或兴趣小组[188]。许多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开设戏曲课程，并成立戏曲俱乐部，请专业演员授课，还通过演出活动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189]。例如第九中学高二语文和初一音乐课都有戏剧内容，学校便决定开办讲座[190]。培养青少年观众应有两个维度——艺术进校园、学生进剧场[191]。一言以蔽之，“喜爱”比“学会”更重要[192]。

数字资源与校园活动进一步拓展了普及面。2022年北京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创设了戏曲“数字博物馆”巡展活动[193]。戏曲“数字博物馆”可从“听、闻、赏、悦”四个角度展示戏曲，将发展历史、表演方式、剧种、行当等专业知识系统展示，培养学生对中华传统戏曲艺术的兴趣[194]。学校可举办校园戏曲文化月、戏曲知识大赛、卡拉OK赛，邀请专业戏曲表演团体走进学校，送戏进校园[195]。学校还应利用自身资源，为学生争取观摩专业戏曲表演的机会[196]。这些做法与艺术节观摩、传承学校课程彼此衔接，使青少年既能进剧场，也能在课堂与校园活动中持续接触京剧。

十、措施的成效与难点

戏改启动后，禁戏权被明确收归中央文化部，并设戏曲剧目管理委员会，以避免扩大禁戏面[197]。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间中央相继明令禁演二十六出传统剧目，迟至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文化部仍重申执行，禁令于是贯穿近五十年[198]。然而一九五七年开放禁戏通知下达，二十六出戏纷纷出笼，社会效果极坏，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等七位艺术家遂联合投书《戏剧报》[199][200]。禁与放的反复，既打击了坏戏，也令舞台一度混乱，说明行政措施只能解决有限问题。与此同时，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要求大胆放手开放剧目，对传统剧目采取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结合演出、重点加工的办法[201]；建国头十七年的戏曲剧目工作，方针路线基本正确，停演极少数坏戏符合人民利益[202]。这些措施在传统剧目的记录整理和院团保留剧目的积累上见到成效。

但措施落地并不均衡，难点仍多，地方滥禁仍十分严重，徐州解放后禁二百多出，东北一度禁京剧及评剧等百多出[203]。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文化部批复北京、上海请示，同意恢复上演修改后的《活捉》，并允许曾开禁的《乌盆计》《探阴山》上演[204]；但禁戏整理修改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报部审查批准方可演出，各地不得擅自开放禁戏[205]。邀约外地民间职业剧团须事先向剧场所在文化主管部门申请批准，国营剧团则不受此约束[206]。全国重点京剧院团评估工程与国务院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相继出现，国家以行政手段保护京剧等非遗的制度终于出台[207][208]。不过体制问题仍是京剧发展的一大障碍[209]，保护戏曲艺术需要政府参与与释放结合，给从业者宽松环境和资金支持[210]。

一九八三年起剧团体制改革推进，给剧团更多自主权并推向市场[211]；可观众选择范围扩大，传统戏剧面对更多竞争性替代品，国营剧团数量、演出场次和收入趋于下降[212]。海派京剧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机制和票房号召力，反被视为挽救戏剧危机的借镜[213]。京剧界艺人自由搭班久成习性，主管部门欲完全固定其归属，容易形成管理盲区[214]。戏剧界曾要求建立不营利为目的的国立剧场、扶助戏剧电影事业、奖助研究与教育工作[215]。因此，复排成本、班底稳定与普及可持续，仍需文艺体制改革与法制完善同步，已获批准的改革措施同样需要法律保护[216]。

【资料来源】 资料采自中国戏曲学院知识库（图书库）书证，及官方名录、官媒、院团、场馆与学术机构官网公开资料（T1），逐条见角标；所引原文段落均照录不改。文中图片与音视频凡 4 件，其来源与件况亦逐条见对应角标。

【参考文献】

注释与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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